时间拾趣

西方自60年代兴起叙事学，打破神话、史诗、悲剧、罗曼司和小说的界限，超文体地探索人类的智慧和形式。据称，近20余年来西方文论许多值得注意的进展，均与此门学问相关。而成为学问之学问的，是他们对叙事时间的关注。

这也难怪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从战国时代的“三家分晋”写到公元十世纪的“五代归宋”，囊括了1300余年间的历史变迁，有所谓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”的声誉。但我们读这部大书的时候，感受到历史时间在其字里行间的流泻，往往动静不一，有时似激流，有时如深潭。战国的某一年，它只写了三个字：“魏伐宋”。唐初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秦王李世民诛杀建成、元吉只是4天，却写了3300多字，占了半卷。两则文字中叙事时间流动速度，相差近10万倍。

说书人有句古老的口头禅：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这里的“有”，既是世间有事，也是心中有感。家喻户晓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第一回用了900字，就从汉桓帝写到黄巾起义，历时37年。三顾茅庐加上赤壁之战，总共不过一年光景，却写了整整17回。诸葛亮到东吴舌战群儒，说服孙权联刘抗曹，竟然一日时间占了一回。如果全部《三国演义》都按这个时间速度来写，就不是120回可以了事，得写上38000回，足足摆满半座书库。也就是说，所谓“有话则长”不光是多费些口舌笔墨而已，它在叙事时间流动迟缓之处，意味着作者对事态发展的严重关注，包含着一种由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对比而构成的艺术哲学。时间问题对于叙事学之重要性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。

可是不谈时间也就罢了，一谈时间，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中西时间表达顺序的差异———西方：日、月、年；东方：年、月、日。人类的脑筋怎么啦？为什么东西方讲时间倒了个？这早已习以为常，但习以为常的顺序却蕴着深刻的文化意义。在甲骨文时代，中国通行甲子记日，先记日，次记月，有时也用“祀”字代表年，放在后面，时间表达的顺序与英语同。那时候也有“年”字，是“人”的头上顶着一捆“禾”，表示年成。到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，人们似乎对月圆月缺特别留意，创造了“既生霸（魄）”、“既死霸”一类怪名词来记录月象的变化。时间记录的顺序也发生了变化，先记月，再记日，然后用“祀”字记年，顺序如同美国英语。如此延续了两三个世纪，才出现了祀（年）、月、日的记时顺序。至于《春秋经》和《左传》，年、月、日的时序已成定制，而且春夏秋冬四时的区分已经分明，以后就这么延续下来而成为“中国模式”了。

那么，形成这种“中国模式”的关键何在？细心读《左传》的人大概会发现，该书在鲁僖公五年（公元前654年）正月辛亥，以及鲁昭公二十年（公元前521年）二月己丑两次记载“日南至”（冬至）。由于以太阳运转周期确定冬至点，就可以在这133年中推算出49个闰月，加以约分，就得出所谓“十九年七闰法”。有了如此精确的闰月法，就可以使阴阳合历。不然，以月亮转一周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年，过了十几年就会春夏秋冬倒转过来。只有阴阳合历了，才能以明晰的“年”的概念去统率月和日。

这种情形大概发生在周共和元年，即公元前841年。因为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是从这年开始的，此前的历史记年是相对模糊的，此后就历历在目了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尧帝派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人，依照日月星辰的运行方位，确定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，一年366天，以闰月定四时。这不可能是尧的时代的作品，很可能是西周时期阴阳合历的神圣化的记录。因为羲和是传说中的日神御者，他分身为四，和尧帝共构了一个历史化的神话。随之《尚书·洪范》有“岁月日时无易，百谷用成”的话，所谓“五纪”也是“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历数”，意味着“年———月———日”的记时顺序已成定制了。

定制之定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中国叙事作品的时间操作。中国的年、月、日时间顺序，以年统月、以月统日，是统合性时间观念；不同于西方日、月、年时间顺序，积日成月、积月成年，是分析性时间观念。统合的结果，是把天体的物质运动的顺序性和延续性，连同历史运动、人的思维运动的顺序性和延续性，以时间刻度的形式统合在一起了。叙事作品便以时间的统合性，展示着社会人事的断续、升降、进退、盛衰和荣辱，即《史记》之所谓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也即《资治通鉴》之“监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。读西方作品，包括史诗和小说，往往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；中国作品则不然，神话小说和历史小说往往从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炼石补天、夏商周历朝写起，然后才在具体的历史年代上定位。连一篇不及万字的话本小说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，写一个用钱买了太学生身份的纨子弟与至情妓女的爱情悲剧，也从明朝洪武开国写到第十一代天子万历皇帝，才作具体的时空定位。